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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千年丝路上的湖商背影
播音：王然、汇哲
“骆驼桥上蘋风急，鹦鹉杯中箬下春。”中唐诗人刘禹锡的这一诗句早就让湖城的骆驼桥和箬下春酒一同扬名海内。骆驼桥位于湖州城中、横跨霅溪之上，原本取其拱形似驼而得名；后来有人据此作了丝绸之路起长安、源头在湖州、骆驼桥名为证的牵强注脚；2000年前后又有主事者当真在这桥旁塑了几匹不锈钢骆驼，置个小景，也就不妨一笑。2000年4月，湖州群艺馆的青年王璐独自骑行、西寻丝绸之路，引发无数人的赞叹。无论是前者的牵强附会，还是后者的坚毅执着，作为丝绸的重要原产地，湖州与丝绸之路间有着源远流长的因缘。
丝绸之路是德国人李希霍芬（Richthofen）经过多年考察研究而命名的，是古代贯通东西方、绵延几万里、跨境十余国的贸易大通道。其开凿的时间一般说法是始于公元前138年，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向西寻求共击匈奴的那一次政治性出使。尽管这第一次出使，张骞和他的团队两次被匈奴拘押，历时十三年辛苦也没能完成与大月氏的邦交，但他打开了西域这个多民族的“万花筒”；而后有卫青、霍去病对匈奴的连战连捷，河西四郡的设立“张开了大汉帝国的臂掖”。历经北魏拓跋氏等民族的易姓融汉，大唐盛世，中、西亚各色民族客商入市长安，丝绸之路最终将汉唐文明带上了世界文明交流融合的舞台。
这一路上，走过鸠摩罗什、法显、玄奘等佛教大师的匆匆身影，留下了敦煌莫高窟、克孜尔千佛洞等几十处佛教圣迹，然而它没被称为“佛教之路”；这一路上承载过香料、马匹、茶叶、陶瓷、玉石等诸多东西方名产，然而“茶马之路”“玉石之路”等名称并未赢得广泛认同，最终丝绸才成了它公认的名号。
这一名称得以认同，当然首先是因为丝绸是这条大通道上的大宗商品，甚至具备金属货币一般等价交换物的地位、成为远行贸易的硬通货，更与东方古国的神秘及其丝绸独特魔力所引发的无尽猜想密不可分：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用赛里斯（Seres，意为“丝绸之国”）指称中国，Ser意即蚕丝。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与张骞差不多同时代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在其《田园诗》中写道：“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了非常纤细的羊毛。”稍后的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Plinius）在其《自然史》一书上更具体生动地描述了赛里斯人和他们的织物：“人们在那里遇到的第一批人就是赛里斯人，这一民族凭借他们在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以冲刷树叶上的白色绒毛，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造两个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的贵妇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衫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直到公元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保萨尼阿斯(Pausanias)在他的《希腊志》中将蚕描述为近似于蜘蛛的甲虫，人们才知道丝绸来自一种叫蚕的昆虫。
轻盈梦幻、华彩如云的丝绸惊艳了被当时中国人称为“大秦”的古罗马人，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着中国绸袍走进剧场曾引来一片惊叹，罗马的贵族把从波斯人手中交易来的丝绸看成象征高贵时髦的奢侈品。据普林尼的估计，当时罗马帝国每年支付给阿拉伯半岛、印度和中国的货款达1亿赛斯特提（合10万盎司黄金）。也正是因为其贵如黄金的价格消耗了帝国大量的银元，迪比琉斯（Tiberius）皇帝甚至下令禁止男性公民穿用。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斯丁尼（Justinian）为了打破垄断，向波斯人发起了长达二十年的战争，并想方设法从东方引进蚕种。大约在公元9、10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开始了养蚕业。公元13世纪，历经四年千辛万苦来到元大都、辗转中土17年的波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就是被丝绸的魔力吸引而来的。
汉唐丝绸之路的起点在长安和洛阳，早期丝绸的主产地毫无疑问是在关中、中原、山东和四川等地，魏晋以后蚕丝业才逐渐在江南兴起。据《唐六典》《元和郡县志》所载开元贡（赋）及《通典》天宝贡的统计，当时全国有四成多的州出产丝绸，江南道17州占比还只占12.41%。包括湖州在内的江南丝绸开始进入这漫长的沙漠丝路驼队之中是可能的，但实事求是讲，至少在中唐以前，江南、湖州丝绸的贡献还十分有限。
中唐以后，朝廷无力控制西域各国，陆上丝路趋于阻塞。与此同时，随着帝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大唐开始在沿海港口设置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广州等港口先后兴起，《新唐书·地理志》名之为“广州通海夷道”。1903年法国学者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
其实，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区本来就是一个自海而生、面海发展的地方，有着密集的水路连通陆地和海洋。早在三国时期，盘踞东南地区的孙吴政权就拥有强大的航海船队，多次与夷州（今台湾）、亶州（今日本）进行交流贸易，还派遣宣化从事朱应等率船队出使南海诸国，并改交州为广州，正式成为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东晋、南朝的南方朝廷与日、韩等国的朝贡贸易也很活跃，2003年，在韩国忠南公州水村里地区的六座百济时期墓葬就出土了这一时期德清窑黑釉和青釉瓷器。德清窑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外销瓷器之一，那么，同时期的永安（武康）丝等南方丝织品呢？唐代，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新罗通过东海航线与大陆开展频繁的朝贡贸易，江浙一带的丝、帛、绫、锦产品更多地被带到了东亚友邦，杜甫诗《昔游》中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
两宋时期，市舶贸易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海上贸易呈现繁荣之势。宋代四大市舶司中庆元（宁波）、杭州即背靠蓬勃兴起的江南产区。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根据日本文献统计，“日宋间商船的往来分外频繁，几乎年年不绝”；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有唐锦十端，唐绫、绢、罗等百十端……运往日本”，献给当时的日本天皇；今天日本的寺院与博物馆中还保存有许多南宋丝织品。北宋末出使朝鲜的官员徐兢在其《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当地人不善蚕桑，丝织所需原料都仰赖商贾从山东、浙江、福建等地采运过去。南宋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诸蕃志》也记录了丝绸从泉州港输出东南亚各国的情况，货物中包括生丝及名目繁多的丝织品。
近年来，在东、南海域发现了许多宋元沉船，出水了数以万计的瓷器、却未见一片丝绸。“南海1号”是迄今为止发现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沉船，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在沉船空舱细腻无杂质的黑色淤泥中，用基于免疫学原理的细微痕迹检测技术发现了蚕丝类动物蛋白残留，足以推断这个现在看起来空空如也的船舱，曾经可能装满了中国丝绸，丝绸应该是海外贸易的大宗货品。作为蚕桑丝绸业重点产区的湖州已然成为明州、泉州等港口丝绸贸易的主要货源地。
明代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足迹遍布亚非39个国家和地区，《明史》诸籍记载，宝船输出的货品中，有湖丝、紬绢、缎疋、丝绵及各类瓷器。南浔、双林、菱湖等几大丝业市镇在这以后的迅速崛起，多与郑和西洋后海上贸易兴盛，丝绸成为大宗商品密不可分。当时“湖丝冠绝海内”，南浔七里丝开始声名鹊起。每当蚕丝上市，闽、粤与全国各地客商均云集各镇收购湖丝，甚至出现了广州商人转销海外生意的“广庄”。
尽管明代前期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然而高额的利润诱使沿海商民涉险蹈危、出海从事走私贸易。15世纪。日本国内丝织业发展迅猛，但养蚕业跟不上，半数蚕丝依赖中国，紧缺的蚕丝原料成为东南沿海走私的主要产品。
15、16世纪之交的大航海时代，欧洲探险家们和他们的支持者瞄准的也是东方的丝绸、瓷器贸易。最先抵达的葡萄牙人借海禁松弛之际，以澳门为中心开展海上贸易，输出量最大的是生丝和丝绸。据记载，一艘由澳门经印度果阿驶往欧洲的商船一次性装运了1千担生丝和1万多匹绸缎；他们还将采购的生丝和丝织品转运日本牟取20、30倍的暴利。西班牙、荷兰也先后据吕宋岛、印尼进行丝绸贸易。
明代中后期的海上走私仍是相当活跃，舟山的双屿港、漳州月港等是当时的走私贸易中心，前者还被史学家称之为“16世纪的上海”，走私者、倭人与西、葡殖民者为利益走在一起，用日本、美洲的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湖丝是其中重要的走私商品，多由各私港经吕宋等地转口欧洲和墨西哥诸国。明代徐光启在《海防迂说》中曾指出：“于是有西洋番舶者，市我湖丝诸物走诸国贸易。若吕宋者，其大都会也，而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于我者，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明末兵科给事中傅元初在其请开福建海禁奏疏中就提到“中国湖丝百斤值百两者，至彼（吕宋）得价二倍”，运到日本价格往往翻上十倍左右。西班牙、墨西哥银元（鹰洋）开始在我国流通，白银大量流入又进一步刺激江南地区蚕丝业的兴旺和工商市镇的繁荣。
清康熙后期曾短时间“开海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重开海禁，只准广州“一口通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生丝大量出口引发的国内丝价大涨，因此对丝织品的禁运尤严，“令江浙各省督抚转饬滨海文武各官，严行查禁，倘有违例出洋，每丝过一百斤、照米过一百担之例，发边卫充军”。由于外商的强烈要求，七年后制定了江、浙、闽、粤等省生丝出洋配额制度，但头等湖丝仍在禁止出口之列。
清代 湖丝
18世纪，英国海上势力崛起，在与中国的丝绸、茶叶贸易中占据绝对地位。其时，湖丝出洋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闽、粤客商携巨金北上、大量购买湖丝，《乾隆上谕条例》108册有载，“闽省客商赴浙江湖州一带买丝，用银三四十万至四五十万不等。至于广商买丝银两动辄百万，少亦不下八九十万两”。另一种是湖州本地丝商冒险开“漂洋船”运丝赴广州，他们和闽、广商人一样，都是卖与清廷在广州港的十三行、再转售东印度公司等洋行的。
南浔后来的许多丝商家族多是在康乾之世迁居南浔、陆续开始经营丝业的。“八牛”之一的邢家从清初开始业丝，成为八代相继的丝业世家。据林黎元先生《南浔史略》所述，南浔老辈丝商大多流传有赴广东开“飘洋船”发财的传说，三松堂蒋家、张源泰（张佩坤）张家的祖上都开过飘洋船。清嘉、道年间双林虹桥弄蔡氏先人蔡本谦、蔡汝炯父子常年客居福建漳州贩运湖丝和绢绸，信义深得闽商尊崇，“积资巨万”。
鸦片战争后，1843年上海开埠，海丝之路离它的“源头”只剩下区区的一百多公里，南浔因运河之便而成为杭嘉湖蚕乡市镇的门户枢纽：南浔南市河东岸的泰安桥附近的丝行埭上丝行林立，全镇大小丝行先后有上百家，汇聚了全境湖丝的南浔丝商丝船，从丝行埭启航，走运河支线的荻塘水道，过震泽、平望，直入吴淞江，经上海码头将蚕丝出口世界。相较广州港时期，路程缩短了九成、运费更是大幅缩减，湖丝出口价格降低三分之一还多，以南浔辑里湖丝为主的中国生丝迅速占据欧洲市场，外销量猛增。据统计，上海通商前，我国生丝出口未曾超过1万担，通商后迅速增至1万5千担，1875年为7万9千担，1895年达到11万担。上海开埠不到十年，贸易量就一举超过广州，就在于它背靠当时海上贸易主要货品的核心产区。
南浔丝商得地缘和产业优势，贩丝沪上、崛起于上海滩。其中以顾家最早，道光初顾福昌就已经常来往上海，开埠后，“壮年薄游沪上，时值各国通商，首先经营夷务”，遂成为上海滩最早一批丝通事，时人称“洋商舌头”。他设在四马路的顾丰盛丝号（后改名顾寿泰丝栈）与南浔的自家丝行相呼应，经营湖丝出口，获利丰厚，又借办洋务之便买下黄浦江上最大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成为南浔丝商在上海发迹最早的一家。不久，浔商陈熙元在道光三十年（1850）前后闯荡上海，先是在洋行担任“丝通事”，后在浔、沪两地创办了“裕昌”名号的丝行和丝栈，也迅速发家。
随后，张颂贤的恒和丝经行、邱仙槎的邱启昌丝经行等先后继起。张家清初迁居南浔，至张颂贤时已略有资产，他看准开埠之商机，聘请得力丝通事全力经营湖丝，在南浔丝行埭、上海二洋泾桥的增泰丝栈内分设恒和丝行，南浔坐收、上海行与洋商洽谈成交，经营有方，一举成富。近代著名画家金城的爷爷，也就是大收藏家王世襄的曾外祖父金桐，起先是一名往返于沪浔两地的运丝船押运员，后来学会了“洋泾浜”英语当起了生丝贸易的翻译“丝通事”，积累起资金后开设了协隆丝栈和“金嘉记”丝号，人称“小金山”。
不过，浔商大规模贸丝海上还是在1861年太平天国占领湖州、祸乱江南之后，丝商富户大多入沪避难，得以直接与洋商接触，以南浔为主的湖商成批进入蚕丝贸易出口行业。庞莱臣的父亲15岁时在陈家的“裕昌丝行”当学徒，也是在此前后与同镇张、蒋两家合办丝行起步，后在上海泰康里独家开办庞怡泰丝号，直接与洋人打交道，打探国际丝市动态、行情，与设在丝行埭的自家坐庄配合，不久家产暴增。刘家、周家、梅家等纷纷崛起，至19、20世纪之交达到鼎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民间出现了“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的谚语，并以“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喻其财富。
南浔丝商这个近代中国最大的财富集团，走出了张静江、庞青城这样的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庞莱臣、张珩这样的大收藏家、鉴赏家，金城（拱北）、金绍坊（西涯）这样的艺术世家，蒋汝藻、刘承干这样的大藏书家，这是蚕丝业留下的传奇——当然这是后话。
据统计，清末民初，上海91家丝行中70%为浔商所开，处于生丝出口的垄断地位。上海的湖丝栈主要集中于苏州河沿岸，起初丝商们多在老垃圾桥（今浙江路桥）、二洋泾桥（四川路桥）等地开丝号、建堆栈。
“洪杨之乱”结束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于苏州河南岸大搞开发，把原先为运兵方便而辟筑的“军路”改造成通往市中心的“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因兼具水陆交通之便，邻近信昌、达丰两大货运码头，便引来了一批实力雄厚的湖州丝商来此置地兴业，于1874年建起“湖丝栈”，同时开始推行机器缫丝，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茧丝绸缎加工与贸易基地。随着外商人造丝的倾销和抗日战争的爆发，湖丝栈于1936年关闭。如今，沿上海苏州河畔漫步至万航渡路1384弄，即是“湖丝栈”旧址，当年留存下来的几幢青、红砖清水砌筑的老建筑，2004年底被公布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现在已变身为湖丝栈创意园区。
如果翻开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新报》《申报》，常能看到报上专设了一栏辑里丝报价；当时英国进口中国生丝总量的35%为辑里丝，伦敦市场生丝牌价最高的是辑里丝，英国伦敦甚至开设了湖丝交易所。湖州丝商们起初以航船传递信息，1883年南浔早于湖州开通电报局，一根纤细而匀韧的湖丝联通了水乡市镇与外面的世界。晚清民初湖州城乡空前经济繁荣，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近代中国生丝等原料性货物的大量出口，凸显了英国等蒸汽动力织机的膨胀性需求，推动了中西方庞大的“丝-银”流动。凭借湖丝之利，湖州丝商被裹挟着踏进了全球性经济贸易圈，这也是大清帝国走向没落的无奈之举。尽管有些无奈，然不得不承认，湖商正是从荻塘至上海的近代“湖丝之路”顽强地走向了当时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世博会。
中国商品最早扬名世博会的正是来自南浔的辑里湖丝，它比茅台酒早了几十年，这得铭记来自广东中山的商人徐荣村的努力。1851年，英国女王发起在伦敦举办首届世界工业产品博览会，邀请世界各国参加。在上海经营南浔产湖丝商行的徐荣村以敏锐的商业意识，迅速将自己经营的“荣记”湖丝精心选装了十二捆、紧急托运往英国。由于包装粗劣起先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展会接近尾声，一次偶然的机会，这包来自中国的湖丝被英国人打开，其光鉴可人的品质立即引起了人们惊叹，最终获得博览会“制造业和手工业”金质奖牌和小飞人奖，评委会给其的评价是“上海荣记丝绸样品充分显示了来自蚕桑原产国丝绸的优异品质”。辗转海上三个月才赶到伦敦的徐荣村被当地媒体包围，记者唤着“琼阿德”的名字（徐荣村字德琼），英国女王也召见了他。2010年，在中国首次举办的上海世博会，就是从徐荣村与湖丝的故事这一页开启的。
但是，在没落的清廷的眼中世博会不过是“赛珍耀奇”之举，因此1867年首次收到巴黎世博会的邀请，清政府居然未加理会，避居海外的“海上名人”王韬以游客的身份亲历了这一世博会。1873年维也纳、1876年美国费城的世博会，中国尽管以政府名义参加，但是参会所有事宜都是由英国人赫德所控制的海关负责。直到1904年，清政府绕开了海关，派出了由亲王溥伦带队的政府代表团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
1905年比利时列日世博会值得历史铭记：1904年时任出使比利时大臣杨兆鋆被任命为中国派驻列日世博会的钦差大臣兼监督，他假借“光绪新政”东风，推动清廷颁行《出洋赛会通行章程》，从洋人控制的海关手中收回了出洋赛会的承办权。杨兆鋆，字诚之，号须圃，祖籍湖州菱湖，世居湖城马军巷，其父亲是较早从事生丝对外贸易的湖州丝商。早年入京师同文馆英文馆学习，曾作为随员出访法、德、意、荷、奥诸国。作为继洋人、皇亲之后首次由文官担任的世博会中国领队，他排除英国人赫德的干扰，得参会会长、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总董，也是他三兄的杨信之，以及华商代表南浔人张静江等人的鼎力襄助，在展馆设计布置、各省展品招商等方面自主推进，使中国展馆面目一新。在这次世博会上中国获得金银各等奖牌共100枚，得奖数量紧追欧美诸国，三个湖州人的贡献有目共睹。
1906年米兰世博会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次自主参加的世博会。2015年6月米兰世博会开幕前夕，载着湖州钱山漾丝绸的新华社“中国梦 丝路梦”车队从洛阳出发、经万里跋涉，亮相米兰世博会中国馆，这是历史风云的再一次际会。1911年意大利都灵世博会，上海丝业领袖、湖州菱湖人杨信之再次组织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所属企业参赛，获得了26面奖牌。本届还有南浔竹墩籍刺绣大师沈寿作品《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获奖。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世博会，辑里湖丝独占鳌头，是历届世博会中获奖最多的一次，其中南浔梅恒裕丝经行的辑里湖丝和沈寿的刺绣作品《耶稣像》获得最高奖。也就是在这次博览会上，茅台酒一举成名。
然而，当时参会的中国展品及获奖品仍然集中于丝、茶、酒等传统农业产品上。这种状况到了1926年的美国费城世博会上有了改观，我国的现代工业产品开始亮相：南浔周庆云、双林莫觞清和蔡声白等湖州实业家创办的现代机器丝绸企业出现在了世博会上，其中莫、蔡翁婿的上海美亚织绸厂的“美亚”牌丝绸获甲等大奖。
也正是沿着近代兴起的长湖申航道，一拨拨的欧洲人溯河而上、开始抵达湖丝的源头：咸丰七年（1857）英国商团来到了南浔，考察这个著名的东方丝市，被这座“没有围墙的市镇”深深吸引。1880年，里昂商会委托法国驻沪海关的帮办罗契（E·Rocher）深入苏、嘉、湖、杭蚕丝腹地进行考察寻访。
19世纪中叶，国际蚕桑丝绸业的格局正在变革，欧洲在技术上逐渐超越中国，正当此时，一场家蚕微粒子病重创了地中海沿岸的蚕丝业。为了寻找健康的蚕种，探索对抗蚕病的方法，欧洲人只好再次转向东方丝国寻求答案。第二次鸦片战争间隙的1859年，意大利商人乔凡·巴蒂斯塔·卡斯特拉尼（G·B·Castellani）带着七人的科考队，走海丝之路先是抵达上海，再沿运河坐船来到蚕乡腹地湖州，在湖州城东一座小山的古庙中住下，进行了为期五十天的养蚕实验。6月初，卡斯特拉尼和他的团队带着一批湖州的蚕种和满满的收获离开湖州。事后，他在《中国养蚕法及在湖州的实践与观察》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中欧蚕桑交流史话：
“1859年1月11日，我们离开意大利……4月14日，在法国总领事蒙蒂尼(De Montigny)的陪同下离开上海前往湖州。感谢上苍！在克服了清帝国法律所造成的重重障碍之后，4月16日，我和我的同伴终于在一座寺庙居住下来。在那里，我们用了50天的时间，观察当地人如何养蚕以及在养蚕过程中用到的技术。”
时值江南养蚕季节，卡斯特拉尼和他的三位同事在开展养蚕实验的同时，抽隙走访当地蚕农，记录下19世纪中期湖州农村蚕桑生产的许多生动场景：在古老的水乡桑基鱼塘上，成片绿油油的肥厚湖桑，农人在采桑、嫁接和修剪桑树；带着门廊的蚕房内挂着蚕神像、贴着剪纸蚕猫、插着辟邪桃符，蚕农们浴蚕、喂蚕、清扫蚕房、做蜈蚣簇、老蚕上山……诸多民俗画面徐徐展开；特别是还细致地描绘了农历十二月十二日（西历1月14日）整个江南农村家家户户郑重其事地祭拜蚕神与蚕花娘娘（马鸣王）的场景，以及养蚕节各种蚕房禁忌，收摘茧子后的举家庆贺、忙碌缫丝等等生动细节。
“这是漫长历史中欧洲人第一次尝试去了解中国蚕农养蚕的‘秘密’。”随行的欧洲著名探险摄影师卡内瓦（Giacomo Caneva）留下了一批也许是中国蚕乡蚕农植桑育蚕的最古老的影像，这五十多天的“秘密”及影像均保存在卡斯特拉尼的著作《中国养蚕法：在湖州的实践与观察》中。
2016年3月，意大利学者Zanier和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一起把这本书的中文版带到了湖州，为新时代的丝绸之路续写了又一段传奇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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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州发布
制图：王燕婷编辑：顾方明、童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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